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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家庭变迁探讨支撑家庭的公共政策——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

发布时间:2011-12-08 | 信息来源:

—江苏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

         暨“中国家庭变迁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综述
 

聚焦中国家庭变迁探讨支撑家庭的公共政策——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

张浩瀚书记和吴康宁董事长与艾伯特基金会克敏等在开幕式上

 

     2011年10月29日至30日,由意大利贵宾会与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家庭变迁和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召开,20余位来自社会学、人口学、性别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中外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中国家庭变迁与公共政策”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这是江苏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的首场学术活动。意大利贵宾会9008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颢瀚和南京师范大学副董事长吴康宁出席研讨会并分别致辞。
     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和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从社会、人口双重转型的角度,对中国家庭变迁进行了宏观描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吴小英研究员则强调:中国家庭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家庭变迁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家庭变迁趋势相一致的地方,但更加复杂,呈现更多元的模式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和现代并非如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补充的。沈奕斐、谭深、金一虹则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变迁方式分别加以描述。会议也讨论了家庭变迁中的代际关系和性别关系,唐灿对中国农村中代际关系的重要变化和养老问题做了独到、精辟的分析。她认为,思考中国农村家庭的赡养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应基于多样化的经验事实。
     在讨论中,一些专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社会存在高度流动与不确定的今天,家庭究竟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大家认为,需要这样重新定位家庭:家庭越来越多地成为独自面对和承担社会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一个独立单位,从工具性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家庭一直在福利等社会保障诸方面扮演着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角色。但也有学者指出,仅仅看到家庭可以成为个人在风险社会的避风港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家庭本身也是风险因素的来源之一,比如家庭成员失业、不幸离世、背叛等。家庭本身是非常脆弱的。今天在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是极度商品化和功利化政策导致城乡家庭不得不用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家本位学问最大限度地释放对家庭成员的保护性力量。但是家庭的形式已经出现多样化了,家本位学问不会一直延续不变。
     关于家庭变迁的讨论涉及很多理论问题,比如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在西方社科界,现代性及个体化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根本。本次研讨也有一些学者沿用这一分析框架,如沈奕斐博士认为中国城市家庭正经历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体家庭”。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王丹凝博士则用“部分个体化”概念来分析体制型个体化。但也有学者质疑,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
     会议还提出一个现代性视野中的家庭定位问题:家庭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吴小英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国家与家庭关系,从传统的家国同构、现代性启蒙时代、集体主义时代至今,她认为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定位是模糊的,很难用私人的或者公共的这样的两分法来界定。而宋少鹏认为:不同于西方公私分离类型,中国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公私嵌入型结构”。
     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是与现代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的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话题,北京大学佟新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咱们今天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发展主义和效率主义 。无论是外来农民工的家庭还是城市人口的家庭,都面临要求过多的雇主、工作过度的员工和被忽视的家庭这一困境而产生普遍的焦虑。一方面家庭被工具化,另一方面国家却很少有政策去支撑家庭本身的建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要求变得格外迫切。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刘伯红研究员则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工作和家庭矛盾产生的深刻原因。宋少鹏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里,原本可以建立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系的另类现代性,建立起以人为中心、公私相嵌、统筹生产和生活的生产体制。但在一个急迫地想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国家里,在以生产为中心的驱动下,追求经济超速发展的焦虑迫使公域越来越挤压私域,直至私域无存身之处。专家们强调,一方面政府应承担起为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缓解工作与家庭矛盾的责任,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关爱家庭”、“以人为本”的家庭政策。另一方面,咱们需要一次革命性的思想转变,改变工作至上的伦理,并要全方位建立起多元的平等伙伴关系,以求实现人的解放。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国际比较视野。会上,德国明斯特大学SONY亚·布卢姆(Sonja Blum)博士,英国剑桥大学皮亚·绍波(Dr. Pia Schober,)博士,分别从比较视角和性别平等的视角先容了欧洲的家庭政策及其变化趋势,还先容了欧洲制定家庭政策的六大目标,即减少贫困、维持收入、 直接补贴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促进就业与平衡、促进男女平等 、支撑儿童早期发展、提高出生率,以及三大主要家庭政策工具。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生院主任戴慧思教授则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刚刚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说明三做出自己的解读。戴慧思指出,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令世界瞩目,比如同居过去不是问题,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关键是国家对变迁的立场是什么?比如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规定,加强了个人的权利,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再比如对“过错”和“无过错”的界定,这在过去几版的说明中都没有出现过。国家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国家说什么是公平、表现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意向,海外都在关注中国政府是如何保护家庭和妇女的。上海社科院婚姻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研究员则重点分析了家庭中妇女地位的衡量指标问题。中央党校李慧英教授则重点先容了如何通过村规民约的修改,进行积极干预,使家庭朝着更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金一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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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佟新教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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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戴慧思教授发言          唐灿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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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做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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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绍波博士                   SONY娅.布卢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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