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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13-02-28 | 信息来源: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论坛综述

 

    2012年12月15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与意大利贵宾会主办,苏州大学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法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江苏省内外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论坛共收到论文 138篇,评出优秀论文39篇。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在开幕式上,对多学科视野下深入探讨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问题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对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希翼专家学者们多出精品,为繁荣发展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加快社科强省建设步伐和“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做出应有的贡献。苏州大学田晓明副董事长代表学校向出席本次年会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先容了苏州大学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苏州大学近年来坚持立足地方、打造特色的方针,以服务求支撑,并不断探索校地合作新模式,推出了一系列聚焦苏南问题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次会议以“全球化视野下的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为主题,紧扣国家和地方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对推动我省法学和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开幕式后,上海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沈国明教授作了《认真贯彻宪法权威》的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刘建军教授作了《中国社会建设的政治维度》为主题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城市化、多元化与复杂化、原子化与碎片化三大趋势,这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他说,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急剧提升,咱们必须探索与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和流动社会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重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系的紧迫性、社区重塑与社会关系恢复的紧迫性。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旺洪作了《服务型政府及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主题演讲,他认为,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对社会管理创新负总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实现五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实现公共管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根本转变,将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实现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从主要注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民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变,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从主要由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服务向政府与社会协同进行社会管理服务转变,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管理服务功能;实现主要依靠政策进行社会管理服务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促进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必须通过政府社会管理服务法律制度建设,协调、整合和平衡多元价值和多元利益诉求,将政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统一。为此,应着力建构较为完备的政府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
    在下午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的政治文明与法制建设”的主题,站在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学科前沿,用跨学科的视野研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
    在法学分会场中,会议代表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本土资源和国外经验的融合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季金华认为,“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敬重、评价和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撑。季金华提出,咱们应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恰当界定其适用范围和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钱叶六认为,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中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基本阵营。我国刑法中共犯体系的性质可归结为区分制,因而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是我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国刑法对参与人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钱叶六提出,在我国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之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用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修正的形式客观说。
    在法治经验的先容中,南京审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庞俊来系统地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伦理价值,这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程迈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例,系统地研究了欧美国家宪法中政党定位的变迁。在二战之前,传统宪政思想和实践基本上都视政党为宪法之敌,对政党活动采取抑制态度;二战之后,各国将政党引入宪法并强化其宪法地位,但也产生了政党垄断民主政治的问题。泰州市朱德华律师事务所常粲系统地先容了美国侵权法因果关系裁定中的布拉茨克模式及其对中国侵权责任认定的借鉴意义。江苏警官学院徐伟从法理学角度探讨了小产权房存废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张永泉认为,将原本具有一元属性的法律正义割裂成二元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违背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裁判者角度而言,程序正义是可以感知的实然状态,实体正义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应然状态。就当事人而言,他们的观念中无疑想得到包含实体内容的法律正义。实体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程序正义则是法律正义的物化载体。二元正义观以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各自独立为前提,这必然造成程序正义无生命和灵魂,实体正义则无外在形式和载体。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涛认为,当前,我国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防卫手段滞后与防卫重心偏离等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和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河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卿认为,对于行政裁量的规制,存在着外部他制与内部自制、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实体规制与程序规制、规范规制与能动规制等规制模式上的分歧。行政裁量的规制是一个多向度的复杂问题,应当在功能主义的建构范式之下,明确裁量规制系统的目的,界定裁量规制系统的要素,分析和整合裁量规制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一个结构上完整、功能上均衡、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撑的行政裁量规制系统。
    在政治学分会场中,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沈承诚说,近年来,经济特区的治理困境逐步显现,社区治理的失灵是其集中表现之一。要发挥经济特区社区治理的效能,就必须秉承不同的治理理念,针对不同的社区形态设计出不同的治理模式:过渡型社区应秉承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协调统一;新市民社区应秉承自治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实现自治与服务的协调统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施向峰认为,现代政治美德是由政治主体的政治道德认知、政治道德情感和政治道德意志所构成。具体而言,现代民主生活通过正视人性事实、提供价值序列和保障思想自由等形式直接规定了政治道德认知的具体内容与获取路径,通过增进政治自由、正义、生存、安全、仁爱和尊严等政治价值培养,政治主体的政治道德情感,通过政治价值序列的确定、民意的反馈和法律制度提升政治主体的政治道德意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乔耀章提出,政府包容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现实问题。他认为,不具有绝对排他性是包容的特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包容是一个理念引领、制度安排和整合的互动过程,应做好人民性这篇大文章。研究政府包容性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梁晓丹以地缘经济学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竞争现象。她认为,地缘经济学一般是研究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但中印两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已基本脱离了传统战争威胁,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可用地缘经济学来研究中国—东盟—印度之间的关系。她提出,用地缘经济学竞争理论分析中印两国在贸易、次区域合作组织、能源和金融等方面的博弈,从地缘经济的外交、防御与竞争中寻找合作机遇,建立中国—东盟—印度之间合作新平台,对中国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经济安全,迎接其他国家的挑战有重要意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施晓花提出,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当今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她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的“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理论,为咱们理性地解析并融入现实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路径。构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南通大学廉政学问研究所教授季燕霞提出,政治伦理构建是维系政治共同体存在和繁荣稳定的内生性需要。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慧玲认为,中国城市社会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变迁正是现代性作用的结果,现代性作用下的后单位制社会特点表现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封闭社会到流动社会、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的三大转变。后单位制时期社会整合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单位制惯习的消除、单位社会功能的承接、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形成、学问价值共识的实现等。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龚咏梅认为,从广义上讲,慈善事业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由慈善学问、慈善制度和慈善组织等综合构成,慈善学问是决定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中西方慈善学问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古代将慈善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操守,并对政府办慈善没有疑义;而西方使慈善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义务,并对政府办慈善持批判态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正是在中西方慈善学问的磨合碰撞中成长壮大的。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慈善发展之路可谓崎岖不平,中西慈善学问的差异及其在当今中西学问融合大背景下产生的学问摩擦与学问碰撞当是其重要原因。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崔开云认为,与其他市场交易行为一样,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同样受行为者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公共服务绩效的难以测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成本加以合理的描述和科学的分析,既是拓展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领域的有益尝试,更是对政府垄断供给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种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相对优势做出科学判断的重要前提。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晨等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新国家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力佐证,说明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无处不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推手。三十年来,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州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逐步实现了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苏州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和后发地区通过“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对握,能够实现后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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