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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理论与江苏城市发展战略—省社科界第六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综述

发布时间:2013-02-28 | 信息来源:

 

城市化理论与江苏城市发展战略—省社科界第六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综述


    2012年12月7日,江苏省委宣传部与意大利贵宾会在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以“城市化理论与江苏城市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学术聚焦。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德海、省社科联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南京大学副董事长杨忠、省规划办主任徐之顺等出席了开幕式刘德海在开幕式上指出:城镇化发展将成为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也将成为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此,江苏省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要想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性进展,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双重探索,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这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系列学术活动中议题最集中、学术分量和应用价值都较高的一场聚焦。
    本场学术聚焦共收到论文近40篇,来自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和在校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张鸿雁、徐康宁、蒋伏心三位专家分别作了《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及江苏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可持续城镇化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演讲。另外有11位专家分别围绕“本土化城市化理论的理论范畴、认知方式与方法论”、“江苏省城市化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江苏省城市发展的战略模式与战略路径分析”、“从小康社会到城市现代化”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问题,他提出,城市的发展应该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所谓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那就是必须处理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关系问题,本质来讲就是怎样处理好城乡一体化问题。他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关系问题。城镇化使农民融入城市,体会城市生活,同时对农业伤害较小,有利于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相比城市化发展,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在地理上缩短了与农村的距离。二是城市功能的把握问题。城市功能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创新。评价城市不能从规模和人口等硬性指标来看,城市能否成为各种要素流动的中心是评价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需要改变城市的评价指标系统。三是必须处理好城乡一体化问题。欧美地区城乡分明,城是城,乡是乡,而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则是愈加趋同,难以分清城市和农村。中国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农村共同发展。
    主题演讲之后讨论发言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强调,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有形态上的差别。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城镇化不是人为设定的目标,而是一个自然发展和不断演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是将我国广阔分散的“村落型社会”,改造为城镇化集中居住、就业改变和生活改善之后的“社区型社会”,是以“人口就近城市化”原则为引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近城镇化”或“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居住地从原来的村落演变成聚居点,这是未来城镇化的主流,也是我国实现城镇化的道路之一。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晨指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区越来越成为社会自我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的衔接点。科学合理地规划“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完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结构的平衡,但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赖于通过社区规划和实践创新来加以完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马道明认为,目前的社区管理面临着“两大矛盾”、“三大压力”和“一大动力”,社区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在实现转变。改善社区管理要求继续破解压力,放大效益;需加强和完善社区民主机制,继续发挥其动力作用;需要政府继续加强对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投入、帮助和管理。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张文武认为,城市作为各种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对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学问和生态建设全方位的进步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他指出,“城市集聚效应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它贯穿于区域经济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在资源空间最优配置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城市经济集聚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带动作用。其中,人口迁移、功能定位和学问辐射是三个主要的渠道。城市经济集聚及其带动功能的研究意义重大,是对经济增长理论在微观主体和空间层面的扩展,也是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的有益探索。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谢守红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演进、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乡村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区划调整等,促进了苏锡常都市圈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苏锡常都市圈的发展应强化都市圈发展的协调和管理机制,构建更为便捷的都市圈交通网络,合理引导产业的空间配置,优化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加强都市圈生态网络建设,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春龙认为,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之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日益加强,城乡由分离走向开放,走向更高级的融合,直至城乡一体化,这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并形成现代城乡形态,既要更新思想观念,也要完善政策措施;既要转变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也要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既要创新体制和制度,也要改进工作方法。就江苏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在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和制定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的基础上,从城乡空间布局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刘玉东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形成了以“区域化党建”为核心,以党内协商合作带动社区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党组织的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形式日益减少,社会组织和个人因党组织的关系联合到一起,“区域化党建”促成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合作。党组织属地化管理的形式,一方面使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管理形式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对社区的参与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党组织体系内部的有效互动,成功地推动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党的组织网络成为联合分散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枢纽。可见,党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在不断地增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有所减少。南京林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孟祥远认为,住区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事实”,当居住分化给城市社会空间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大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需要构建和谐住区模式和合理调控。和谐社会的住区首先是充满活力的社区,“大混居、小聚居”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和谐社会的住区是具有强烈社区意识的住区;和谐社会的住区有较为充分的居住保障。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进行调控,需要建立“托底限高”的调节制度。首先,要发挥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管理与调节作用,合理规划居住分异。其次,创造符合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公平,重点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杭文认为,运用“公交优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观点已成为共识。然而,实践表明通过公交“低价策略”将小汽车出行吸引到公共交通方式上来的做法并未奏效。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共交通并不必然是“公共物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交票价、出行时间价值的高低、出行者收入弹性和服务水平弹性共同决定了“乘坐公交出行的意愿”。咱们应努力去了解和把握各类城市出行者在不同交通供给水平和广义成本下的出行意愿,充分敬重人们的选择而不是仅根据“国际经验”去代替人们的选择。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王锋认为,碳税会抑制碳排放,也会抑制经济增长。提高碳税会提高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而降低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从而有利于促使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逐渐替代能源要素,进而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随着碳税力度的加大,能源消耗碳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产出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度不断下降;在碳税政策的影响下,能源消耗碳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敏感,其次是能源强度,最后是经济产出水平。因此,应依据我国具体情形设定最优碳税水平。为了实现低碳发展,首先应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其次是尽力降低能源强度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最后才考虑到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生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不断向地上和地下拓展空间,是当前中国解决城市膨胀和土地紧张矛盾的主要渠道之一。一方面,在一定时期,一个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可开发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城市地下建筑建成以后推倒重来或者循环使用的成本相当高,甚至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可耗竭资源。而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在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要受国家法律法规等的影响,具有一系列自身特征。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对豪泰林可耗竭资源最优开发利用模型的分析发现,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量和政府增加的存量是决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跨期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条件;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经济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化,取决于初始存量和开发利用成本的状态;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一个各期的最优利用开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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