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会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专场专家主题发言

发布时间:2014-02-12 | 信息来源: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力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专场专家主题发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分16个部分,为三个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深刻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引导思想、总体设计。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从经济、政治、学问、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导问题,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从这里咱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引导思想是,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爷爷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引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核心目的是“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因此,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决定》的精神,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改进政府教育管理方式、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为重点,进一步激发各方支撑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具体地说,《决定》部署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可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全面创新育人模式。包括切实推进“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活动形式机制创新、营造更加重视体育和美育的制度环境、探索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等具体要求。

    二是以促进公平为重点,多方位缩小教育差距。包括破解义务教育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员工课业负担以及加强扶持困难群体和困难地区的教育,体现机会公平、公共资源配置公平、制度规则公平三类公平同时兼顾的价值取向。

    三是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龙头,优化教育体系和成才通道。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推行普通高校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这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对教育的有用性和终身学习通道重塑的思考,这关系到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成员谋生发展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多样化需求。

    四是以管办评分离为重点,改革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重点是加快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构建省域高等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一种回归人的思考与设计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专场专家主题发言

 

    依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先后推出了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那么,咱们该如何研究制定符合实际且具前瞻性的指标体系,使之成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这里,我将以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例,对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并对统筹推进省域高教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点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要探讨教育现代化,首先应站在“人学视野”去思考,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教育现代化培养,这既是现代化对教育的希望,更是教育现代化自身的使命。因此,只有从人的角度进行审视,教育现代化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让大写的“人”走向现代化推进的前台,确定充满人性意义与价值的行动坐标,形成富有活力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态。

    推进省域高教现代化,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基础,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升高教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因此,咱们认为,江苏高教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成,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三个维度,即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模式,分别从“供给与制度”、“程度与水平”、“贡献与影响”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所谓“供给与制度”包括:教育保障度、教育统筹度;所谓“程度与水平”包括:教育普及度、教育公平度、教育质量度、教育开放度;所谓“贡献与影响”包括:教育贡献度与教育满意度。二是八个一级指标,即教育保障度、教育统筹度、教育普及度、教育公平度、教育质量度、教育开放度、教育贡献度和教育满意度。三是包括:投入水平、师资水平、信息化水平;入学(参与)率、继续教育率;机会均等、资源配置;员工综合素质、学校办学水平;资源共享、国际化水平布局结构、体制与管理;受教育水平、社会服务能力;对学校及政府的满意度等16项二级指标和46个检测点。

    而从上述构成看,统筹推进省域高教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一是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统筹省域高教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科学发展的要求贯穿到高教全过程和各方面,促进高教区域布局、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协调;二是围绕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推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学问传承创新“四大功能”的整合,并通过整合创新育人理念和育人途径,把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三是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统筹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人民群众最关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考试招生、员工个性发展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四是要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统筹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以大学章程制定为抓手,统筹扩大办学自主权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探索建立国际化的用人机制,探索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高教投入机制。

 

 

  

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支撑与教育使命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冯建军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专场专家主题发言

 

    所谓“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的成员之群体人格,是特定历史阶段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民性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然而,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历程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存方式,使人的发展由从“依附性人格”走向“独立性人格”。虽然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但国民性形成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传统学问的惰性,使深入骨髓的国民劣根性在当代社会还不时地显露。因此,在社会发展具备良好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就更需要自觉地改造国民性,即改造国民性中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所谓臣民意识是对个体而言的奴性意识;所谓私民意识,即缺乏公共意识。而这改造需要的恰恰就是公民性。

    那么,咱们该如何培育时代的公民性呢?即一是通过公民教育培育个人主体性。具体地说,公民教育需要以培养个人独立人格为起点,以培养公民主体间性为中介,以培养公民的社会公共性为终点。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育主体间性。因为,公民首先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但同时又要超越个人主义,形成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公民必须是一个相互的主体”;主体性是公民的首要条件,但公民的主体性,非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公民必须成为“社会中的我”、“共同体中的我”,尽一份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三是通过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的公共性。主体间性,既意味着公民个体之间的平等,又意味着公民个体间利益的共在与统一。现代公民的问题是,把个体性凌驾于公共性之上,无视公共性的存在,造成公共生活的缺失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低下。所以,当代公民教育,不能只强调公民主体人格的培育,还必须强化公民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要使员工意识到咱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并且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

 

 

 

公民德育的政策依靠及其可能性

——关于我国公民教育在德育政策领域的实证分析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薛晓阳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专场专家主题发言

 

    从目前政策文本中公民教育及公民德育的政策设计来看,公民及公民教育这一概念已经进入国家政策领域,成为被接受的政策词汇。从这个角度去说,公民及公民教育和公民德育的政策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公民教育开始进入道德教育的重要信号,标志着学校德育新世纪的来临。然而,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布的60多项有关学校德育的政策文本而言,虽屡次出现“公民”及“公民培养”或“公民道德教育”或“四有公民”等相关概念,但在这些政策文本中,尚未完整明确地提出过“公民教育”这一概念,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计划。因此,咱们说,在目前政策文本中公民教育及公民德育的政策设计,在本质上与咱们试图建构现代公民社会所要探讨的公民德育仍缺少本质性的关联。但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在教育实践中,公民德育所占有的比重与咱们对公民德育的政策估计极不相称,其实际处境远好于德育政策中的处境。

    那么,为什么会在缺少政策支撑的情况下,学校公民德育实践仍然会得到良好发展。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是公民教育及公民德育理论研究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学术传播发挥的作用。由此可以推论:政策的缺失并不代表实践的缺失。德育政策对公民德育的接受力和敏感性远滞后于学校的德育实践。微观生活永远是个人建构或个人意识形态,而个人意识形态可能远比政策意识形态有更强烈的影响力。尽管咱们的政策设计存在诸多问题,但教育理论却在发挥着重要的补偿作用。理论大于政策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也是一种启示,即在学校德育中,公民德育的推进不能单纯信赖德育的政策改进,相反,努力寻找公民德育的理论支撑和微观实践中经理个人的意识革命,才是推进中国公民德育建设的现实路径和可能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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